彭康（1901年—1968年），江西萍乡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革命家、教育家。1919年—1927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即加入新文学团体—创造社。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中央文委代理书记。参与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领导成员之一。1930年4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狱中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1937年8月，经谈判斗争得以释放。之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鄂豫皖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兼组织部部长，中共皖东津浦路西省委书记兼联防司令部政委，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华中党校副校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等职。1952年起，任交通大学校长；1953年，兼任党委书记。1956年，率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曾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陕西省科协主席等职。为交通大学西迁及西安交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彭康是开拓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也是具有深厚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的带领下，交通大学自东海之滨迁往祖国西部，开创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千秋基业。他的一生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同向同行。

刻苦读书  立志报国

1901年，彭康出生于萍乡市上栗县南岭下村的一个书香之家。十三岁时，经私塾和祠堂小学启蒙，以学名彭坚考入萍乡中学。当时的萍乡中学开西式教育之先河，融中西文化之精华，素有“赣西文化堡垒，渌水知识摇篮”的美誉。彭康在这里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启蒙。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思想的交锋，使他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自强、要变革，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

1918年秋，怀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赤子之心，彭康自萍乡中学毕业后，踏上了赴日的旅程，先后在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预科、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及京都帝国大学求学。赴日后，彭康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准备，通过严格考试，从约五百人的留日学生中脱颖而出，考取了中国政府官费资助留日学生的五所学校之一—日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班的文科类。

1921年4月，经过短暂的文化学习，彭康以文科第六名的成绩，考入鹿儿岛县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由于他英文水平好，当时一天已可阅读一百页上下的英文小说，故被编入文科乙类，专攻德文，英文副之，并与日籍学生同班学习，成为本级毕业生中唯一一位中国学生。在七高学习的三年中，彭康学习了哲学、历史、伦理学、日本文学等课程，尤其是每周一半以上时间的语言学习，使他掌握了日语、英语、德语，为他日后译著马列著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4年，彭康离开鹿儿岛，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学习。京都帝国大学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成立的第二所国立大学，素以思想自由、学风自由而著称。这样的学习氛围，激发起彭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这里，彭康系统研习了哲学课程，将三年内应修的18门课程，于两年内全部修完，并大量阅读了日文所译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和杂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先驱、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先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他常常公开演讲，学生们可以自由选课，他的名字与社会主义、唯物论等词语共同烙印在留日学生的心中。

京都帝国大学现仍保存着彭康当年求学时的很多史料。创造社同仁郑伯奇、冯乃超、李初梨、李铁生均曾在此求学。异国的经历，使得这些留日学生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他们在校园内学习马克思主义，相互影响，寻求救国真理；又一同走出校园参加“反对日本干涉中国”的抗议活动，在学习与实践斗争中，从思想上走出唯心论哲学的圈子，向唯物论哲学迈进，从朴素的爱国主义逐渐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1927年冬，受创造社发起人之一的成仿吾邀请，彭康毅然放弃学业，于国内革命正处于低谷之际，回到了“白色恐怖”的上海，积极投身革命，后经周恩来亲自谈话，于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为了真理而战的一次选择，当时他已完成京都帝国大学的全部课程，只因没有提交毕业论文而未能获得学位。

投身革命  勇担重任

回国后，彭康与其他创造社盟友一起，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成为创造社后期以理论建树著称的一位成员。他从哲学思想和文化批判两个方面入手，翻译、撰写了大量理论研究著作，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先后发表《哲学的任务是什么》《科学与人生观》《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等文，又从德文首译了《关于费尔巴哈论纲》（马克思著）、《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著）等文，首译了《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卡尔·考茨基著）、《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明镜》（列宁著）、《托尔斯泰》（列宁著）等文，成为中国早期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