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六十年代，中、西方同时有一场价值理性的大爆炸。那场价值爆炸在法国叫“六八年五月风暴”，在中国叫“教育革命”。爆炸的中心在高校校园，首当其冲者，就是那些传之百年、千年的传统教育哲学和教育体制。当年出现这场价值爆炸，点火者当然不止一人，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者，恐怕不是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散发传单的萨特，而是在紫禁城城楼上挥动军帽的毛泽东。物换星移，一代人去矣。当年爆破之后一片狼藉的废墟，转眼间，已是书声琅琅，莺歌燕舞，早已重建起师道尊严、校规尊严，重建起学分、学年、学衔、学位、学术、学者等等一切与“学”字有关事物的应有尊严。二十年后的今天，西方人回首往事，是以什么样的语言来谈论呢？读一本西方人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也许不无裨益。书，是美国人写的；作者，当年是个典型的“逍遥派”、“隔岸观火派”，——隔太平洋、大西洋两岸而观之，以至今日用语还是如此冷漠，如此讥诮。

　　原来他们不说“风暴“、“革命”这些刺激人的字眼了，而是说：“那是一场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所谓“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存在理由”。这个“理由”来自于古希腊时代的自由教育传统。他们所说的“自由教育”，并不是东方人容易联想的那样，动不动就是相对专制教育而言的自由教育，而是相对职业教育而言，是一种“闲暇教育”、“形而上教育”。在西方，学校(school，école)一词的词根就是希腊语中的“闲暇”。因此，“自由教育”为避免东方人误解，最好不应是目前的译法，而应译为“对闲暇人的教育”。须知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城邦如雅典，二十万奴隶是有职业、有分工、有“铁饭碗”，五万贵族和平民却是没有职业、没有分工的“闲杂人员”。这五万人的闲杂状态，就是西方人所谓的“自由状态”。相对职业分工而言，这种“自由状态”当然是一种高贵状态。

　　然而，高贵的自由人衣食简陋，却是安贫乐道——成天在街上辩论“一”与“多”、“点”与“面”、“美”与“丑”等高贵的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一百年，方有柏拉图出，猛地一收，统统收进一个叫做“阿克德米”(Academy)的地方，入口挂匾曰：“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学”，出口挂匾曰：“能谈哲学者方可治国”。从此，这“阿克德米”遂成为西方第一个“大学”，学生以几何始，以哲学终，出来都是候补律师、候补法官、候补军官、乃至候补总统。至于候补钳工、候补果农、候补售货员，则对不起，统统归入形而下学，归入中学、小学的教育对象。这种自由教育的渊源，在中国，本来也有两个相对应的说法，如孔子曰：“学而优则仕”，如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只不过先秦人字典中没有“自由”，这个单词，又未想

　　到以“闲暇”一词准确替代，遂以劳心与劳力之别勉强代替自由与职业之别。不幸，古人一时一处用语之出入，竟酿成后人二千年后的一场惨祸。到后来中西方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同时爆发的时候，在西方，初则表现为职业教育对自由教育的挑战，稍待时日，则凝结为教育哲学的专用术语，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交换意见：在产业革命后的时代，大学是否应向平民职业开放？是训练官员、培养贵族，还是训练技术人员、专业人才？大学者，“university”也，既是“天地万物”，为何不懂几何懂丈量者不可入学，为何非要以哲学，而不能以其它技艺，比如“马尾巴的功能”列为大学教育的端点？等等等等，如此而已。但在中国，那个“劳心教育”不动则已，一旦触动，发生合法性危机，则是一溃千里，不可收拾。教育哲学的分歧立刻上纲上线，上升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阶级斗争，然后再以政治语言转述教育语言，以意识型态语言换算学术语言，如此转换复述，真正的主语——高等教育的合法性讨论逐渐流失，剩下来能够进行的则是一场长达二十年的无主语战争：前十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偷换教育哲学的内在危机；后十年是“智育第一，一抓也灵”，似不承认教育哲学本身可以讨论——这样一来，自由教育也好，职业教育也罢，中间夹着个第三者，双方都害上了语言障碍，所谓正常的学术讨论，也就子虚乌有了。

　　关于招生政策。他们似乎也有过一场“极左”或是“极右”的争吵，只不过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比如，他们不说这是“阶级路线”，那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是说那两种主张由来已久，还原为哲学语言，只不过是一场关于平等和公正的古老冲突，有如古希腊一般古老。所谓“公正”，首先是一个希腊符号，是一个开根号：意为平方之根方是各因数投入运算后所能达到的最佳中和——即“公正”。公正概念最早被柏拉图引入“阿克德米”，作为招生原则：给所有的应试者均等的应试机会，使之出现自然差别，然后择优淘劣。这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古老起源。这一原则沿用两千年，到了卢梭时代，方吵嚷起另一个字眼：“平等”。卢梭认为，差别不是出现在机会均等之后，而是出现在机会均等之前，如家族遗传、社会背景等。机会均等不是缩小差别，而是扩大差别，因而是虚假的公正，真实的不平等。试想，让一个跛子和一个常人同时起步，貌似公正，实则岂不是使常人把跛子越甩越远？因此，公平与平等是一对矛盾：公正者，不平等，平等者，不公正。按卢梭的说法，只有让跛子先跑一程，然后让常人起步，如此“不公正赛跑”的结果，让两人同时到达终点，第二轮才可以开始“公正赛跑”：跛子的后代与常人的后代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时起跑。在这里，卢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哲学上的“补偿原则”，补偿加平等，方能配平公正，达到“平等的公正”。卢梭的这个平等观，曾获得一个青年流亡者的高度称誉，说卢梭之平等是辩论之平等，而柏拉图之公正，则不过是机械之公正、虚伪之平等。这个青年流亡者，正是大名鼎鼎的卡尔·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