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底，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和《科学》分别发布的两个年度榜单中，因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而饱受争议的贺建奎都位列其中。

　　这件轰动世界的负面事件，是因为忽视了重要的伦理考量，为了不确定的利益让人类面临未知风险。这也带给国内学术圈一次群体式的自我警示：一方面，科学试验需要更加严格的伦理规范审查；另一方面，更让人看到了使“科学人性化”的教育缺失。

　　那么，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家，乃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教育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通融的教育。现代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提出，科学史即是联结这两种文化的桥梁。

　　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哈佛大学就确立了科学史教育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地位，但在国内，科学史教育却是先天不足，更发育不良。

　　事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

　　没有人怀疑科学技术向人类社会发展所展示的无与伦比的力量，但爱因斯坦却说，“这个工具在人的手中究竟会产生些什么，那完全取决于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性质。只要存在着这些目标，科学方法就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

　　他那时就意识到，改善世界的根本并不在于科学知识，而在于人类的传统和理想，那些关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一旦目标错了，那些不在意人类公平正义的“科学狂人”，就会让科技本身丧失价值，甚至产生负价值。

　　爱因斯坦就是站在人类文明与历史的长河中间，来看待科学的。这种胸襟与眼光，与作为科学家的科学贡献，同等重要。

　　柯南特是美国政府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制定原子弹政策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哈佛大学的校长。他见证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何深刻地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进程，因此深切地感到忧虑，社会急遽变化带来人们意志不统一，社会无法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1945年，他领导哈佛的学者发表了著名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学术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石云里表示，当时这份报告的核心就是要解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

　　报告中说：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在每个教育阶段都持续地向学生提供进行价值判断的机会，否则就达不到理想的教育目标。无论是中学生、大学生，还是研究生，不仅应该从数学意义上，还应该从道德伦理层面上判断事物的“正确”和“错误”。除非他们在生活中感受到了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和理想的重要性——它们是人类生命中深刻的驱动力，否则他们很可能作出盲目的判断。

　　要想学会正确的价值判断，必须基于对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的理解和认识，这也是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

　　然而，从这个观点来看，报告认为，当时自然科学教育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它由一些专门领域的课程组成，主要目标在于训练将来的专家，而很少施惠于普通学生。

　　在这些课程中，学生的大多数时间都被用来学习科技概念和发展科技技能，系统地习得科学从过去传承而来的事实和理论。相比之下，科学事业的性质、该领域的基本概念、该学科的历史发展、该学科内重要文献以及该学科与其他兴趣和活动领域的相互关系，却很少得到关注。

　　自然科学本身不仅包括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包括概念间的相互关系、世界观以及人性和知识的看法，也包括科学史，以及科学经典。但在教育中，这些方面几乎被完全忽略。

　　“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具备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而科学史探究历史上的科学，离不开对科学概念的说明、对科学方法的讲解、对重要科学规律的阐释。科学知识、科学理念、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是科学史与生俱来的有机构成。”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关增建解释，把科学史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应该成为教育界的共识。

　　到了20世纪中后期，科学史课程正式全面纳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体系。

　　边缘化的科学史学科

　　在石云里看来，我国现行的学校教育中正面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培养什么人”。我们缺乏好的人文主义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同时具有道德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公民。

　　他提到，中国早期的大科学家，比如竺可桢、钱临照等，在西方科学史蓬勃兴起的时候接触了科学史教育，并意识到科学史的重要性，他们也成为了国内最早的科学史家。尽管那时的科学史带有明显的理科色彩，但作为钱临照的学生，石云里依然深受其人文精神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