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家庭自身缺乏私密性，家人之间的结合总是为着某种外在目的，对其中的个体而言，家庭像一个公共空间一样对许多“陌生人”敞开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儿童观念的变化，人们更加愿意待在家里，享受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情感型家庭成为近代社会中发展的主流趋势。“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家庭逐渐失去了生产性职能，精神和情感功能得到强化，由于家庭和社会相分离、家庭与工作相分离，家庭成为更加私人化、隐秘性的生活领域，家庭成员在情感上相互支持的作用更为重要，在心理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更高”。[8]（P36）在这种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系客观上拉开了家庭与社会的距离。对个体而言，家庭就像一个飘摇在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孤舟，是亲人之间抵御外界危险的避风港，社会作为他者应该位于家庭生活之外。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社交生活、职业生活和私人生活区分开来。

　　从17世纪晚期开始，儿童逐渐在家庭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不再被过早地驱赶到社会中去，而是回归家庭，父母们则开始为他们的健康、教育和未来生存而担心。家庭内部的情感联系更加紧密，家长们一方面更加愿意和孩子在一起，不能接受那种让其他家庭照看儿童的“学徒制”教育；另一方面则通过废除传统的“长子继承制”，努力保持家人之间的亲情与友爱。

　　家庭财产的均分体现了父母对所有子女平等权利的尊重，亲情（而非经济利益）成为父母思考的重心，传统的“企业型家庭”开始向着近代“情感型家庭”转变。

　　对每一个“情感型家庭”而言，孩子的地位和作用都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家庭开始注意教育对儿童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都要由教育赐予我们”。[9]（P8）人们开始抛弃传统的“学徒制”教育，家长们既不愿意将孩子交给其他家庭来照看，同时又想让孩子通过就近接受教育而获益，这种矛盾的心理直接催生了近代学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2.“近代学校教育”的兴起

　　中世纪家庭类似于一种企业型组织，对于其成员而言，家庭更多地承载着一种保护生命、增值财产和传承族姓的外在功能。当时盛行的“学徒制”教育则客观上适应了成人对于儿童角色——弱小劳动力——的定位，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区别，社会中也没有要求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的观念。尽管中世纪存在着学校（一般由教会开办），然而它所提供的教育并不面向世俗需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宗教机构的附属，它一视同仁地把儿童、青年人和成年人混杂在一起，共同为着“神圣事业”而献身。儿童一旦进入教会学校，也就意味着进入了成人社会。

　　近代学校教育是神学衰落、情感型家庭出现与儿童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叠加的产物。中世纪的学校教育与近代学校教育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功能单一，仅仅围绕着神学知识的传授和探讨，其成员不进行年龄区分，所有人都被看作是未来教士；后者则是一个复杂的世俗机构，实行一套真正适用于儿童和年轻人的教育制度，不仅对其成员进行各类知识的传授，也承担起俗世道德的训导。值得指出的是，是否关注儿童的道德和纪律是中世纪学校和近代学校最为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中世纪学校中，社会团体或同伴组织所具有的纪律权威远远超过学校中的纪律要求，团体的作用是被社会舆论所承认的，并被视为具有道德规约的价值；而在近代学校中，培养儿童的纪律意识则被看成是学校所应肩负的责任，既是保持学生持续稳定且组织有序的行为规范，也是一种能够促进儿童在道德和精神方面趋向完美的手段。严格的纪律给与了学校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不仅是教师甚至包括家长都希望学校能够将学生控制得更为严格，“学校是‘纪律的学校’，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了家庭教育准备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在学校里要保持安静、守时、整洁、有秩序”。[6]P126学校教育成为针对儿童和青年人的特殊现象，人们认为所有儿童都应当服从学校教育中制定的严格有效的纪律。这样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与家庭生活的近代转型密不可分。

　　随着儿童在情感型家庭中地位的上升，人们逐渐认识到儿童本身就是一个纯洁而脆弱的个体，越来越多的教育家和道德家开始倡导教育的世俗化和专门化，强调应当发挥教育在培养儿童的良好道德和扭转社会风气上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希望通过建立学校将孩子们与糟糕的成人世界相隔离。这种隔离一方面能够保护儿童的纯净与神圣，另一方面则可以完成儿童社会化的世俗目的。另外，随着家人之间情感联系的增强，家长再也无法忍受长时期与子女（特别是年幼的孩子）相分离的痛苦，他们不再愿意将孩子送到修道院或是其他家庭中去，而是想要儿童在家庭附近接受教育。家长们的努力使得学校数量在17世纪得到迅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