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发挥得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公平。增加考试次数，或者推行高中阶段的联考制度固然有利于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但在升学压力依然很大的情况下，只会将压力提前到高中阶段，或者分解到每次考试中。

《我们应有的反思-葛剑雄编年自选集》，葛剑雄 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单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教育的中国问题”，就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

“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

中国现在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在全国各地的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一方面减负讲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但是负减得了吗？

2 0 0 9 年，上海参加了每三年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PISA)，结果排名全球第一，引起了很多国家的震惊。2012年第二次的测试结果出来，上海又是第一名。如果说第一次测试有一定的偶然性，第二次总不能再说是偶然的吧！这个测试不是上海自己搞的，是国际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做的，而且测试的对象是随机抽样，包括最差的学校，是一个全面的测试。测试的标准是公开的，至今没有听到多少批评。我们一直在赞扬人家的教育怎么好，但奥巴马在美国说中国的教育搞得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在国内发挥不了作用，但到了国外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杨振宁、李政道在西南联大读的本科，在美国读研究生和从事研究，得诺贝尔奖主要归功于在美国受的教育。同样在西南联大打好了基础，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并继续从事研究的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突破呢？这也要问大学吗？我不是为大学推卸责任，但说明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大学里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我想钱学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但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具体地肯定他在交大受的教育与他所取得成就的关系。他很幸运，当初中美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可以进入美国最尖端的军用部门。不管他是否加入了或者加入过美国国籍，却享受着美国的国民待遇。如果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或者中美对抗的时代，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根本不可能。钱学森回国之后，国家也为他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保证，我记得“文革”初期周恩来总理在对红卫兵的讲话中专门提出了要求，要保护他，不许赶走他家里的保姆，我看到过小报上的报道。与钱学森差不多同时回国的科学家中，有的同样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两弹一星功臣”，但有人就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有的被打成潜伏特务，有的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像邓稼先，才华不在杨振宁、李政道之下，起点也不低，对国家的贡献足以与钱学森相提并论，却因保密需要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又没有能像钱学森那样安享天年。可见教育再好，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社会应该为青年提供上大学以外的出路，学校教育应合理分流

有人说现在高考是“一考定终身”，要多考几次才公平。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早已实行多次考试，可以不断地考下去，但是好不好呢？也不好，不照样一大堆意见？有没有好好做过一个调查，比如说每年高考究竟多少人是正常发挥的、多少人是发挥失常的？考试的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考生的实际情况？媒体报道的事例和大家听到的抱怨当然都是负面的，但是在全国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考生中占多大的百分比呢？其实，考试设计得再好、再公正，总会有人因为考得不理想而认为试卷出得不好，永远都会有人认为自己没有正常发挥。你让他考五次，他都会说没有正常发挥，为什么不能考第六次。任何制度都是有弊病的，只能尽量减少弊病，却无法完全消灭。考试总是有局限性的，但适合绝大多数人。即使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