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6）

　　中国文化和教育的“中国化”能力

　　——正确认识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放眼中国的各级各类教育和学术发展，迷失自我的“全盘西化”已无处不在。在哲学、方法、内容、形式和评价标准等方面，以往我们曾经反省过的“言必称希腊”问题，在今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翻看当下研究生、博士生、学者、教师的文章、著述，几乎无不以西方学者的思想观点为依据，信之若神明，而普遍缺少自己的独立分析与思考。这对希望创新但又缺乏自信自知的文化、学术和教育群体而言，问题是根本性的。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外学校开始教授传统文化，并意识到文化的多元性是建构美好和具有创新潜质的文化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但迄今为止，学术界、思想界和教育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还存在不少误解，亟须厘清和纠正。

　　对中国传统文化误会之种种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误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是精华和糟粕并存的，它与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不可能是完全、绝对和纯粹的正确。中国的先贤对于传统的态度是主张“瑕不掩瑜”，并明确意识到，没有缺点和糟粕的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目前，有一些丧失自信且又不肯自知的所谓学者，对本土文化过分苛求，对外来文化顶礼膜拜。这显然不是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也必然会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和传承。

　　与世界上所有主要的文化类型一样，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所谓的人类现代文明，在思想、概念和制度等方面，从西方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直到后来的发展中，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积极、有效的参与。对此，西方的伏尔泰、莱布尼兹、康德和黑格尔等都有明确的论述。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也有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直接参与，“和平共处”“第三世界”“一国两制”等被全世界广泛接受的理念和准则，都来源于中国和中国的文化。

　　长期以来不少中外人士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是维护专制统治的，甚至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方的古老文明，都概括为具有专制品格的“大河文明”；而对靠掠夺、侵略、激化文明冲突的一切西方作为，则美其名曰具有开放、拓展、科学、民主和创新品质的“海洋文明”。显然，这种简单的、双重标准的评价是逻辑混乱和漏洞百出的。我们不讳言，中国的儒家文化曾被专制统治者确定为统治思想，但即便在近两千年“独尊儒术”的中国历史中，不仅诸子百家依然存在，来自世界的其他文明，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能很好地融入并与之并存；而推翻专制和腐朽统治的革命者，依然会选择儒家确定的“仁政”“大同”“天下平”的理想作为目标。对于这些真实的历史，对比现实中的世界霸权，何谓专制、何谓民主，应该不言自明。

　　近百年来，不少中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偏重伦理、统治术，在日用科技方面远不如西方，而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科技就是一切竞争实力和话语权的有力支撑。为此，有关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被彻底忽略了，其内容在中国各级各类教育中越来越式微。且不说西方及世界的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四大发明”的基础上建构的，就是对现代高等教育中的许多专业，中国历史文明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不仅有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可做印证，且有越来越多的中外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已经意识到，中国智慧、中国方法和中国经验颇具改革创新的借鉴价值。

　　在不少人看来，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不断否定自己文化传统、融入世界文明的历史。但也有许多历史真实给人不同的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国外获得37个博士学位，毕生从事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抨击旧制度最烈的鲁迅，不仅热衷于中国小说史、整理出中国的“故事新编”，包括他的《狂人日记》，也是直接借鉴于唐代的道家著作《无能子》。可见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中，可资改革自新的资源极为丰富，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特别关注。毛泽东在其文集中多次表达了要“古为今用”的思想，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需要继承的遗产，并多次表示中国的书院是一种理想的高等教育和专业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