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著作有《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古代文学史》等。

1896年3月26日，山东聊城的一座老宅里，一个婴儿的诞生并未像其他孩子那样，引起旁人对其自身的过度关注。因为，他的家实在太有名了。祖上是清朝开国第一状元傅以渐，曾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在这之后，傅家更是进士、举人连出，是个实打实的仕宦之家。就连婴儿出生的宅子，都是康熙皇帝亲赐对联“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的名宅。所以，长辈对新生儿的期望只是“不堕家风”而已。故此，他们依《诗经》名句“於万斯年，受天之祜”为其取名傅斯年。没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的成就，却远远超出长辈的期许。

书香世家培养出的傅斯年，自幼便受到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于是，家业的逐渐衰败，虽然令他备尝心酸，却并没有改变他“君子固穷”的坚守。他始终勤学不辍，以国学奠基，负笈津门，求学京都，并成为“五四运动”的总指挥。之后，他游欧7年，在伦敦大学博采众长，在柏林大学求会诸贤，在融汇中西学术的理论基础上最终献身教育，成为一代学林霸才。

生活在传统中华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冲突、融合的时代，兼具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和炽热的爱国精神的傅斯年，其教育志愿是秉承其终身师友蔡元培先生而来。他说：“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故而，他以蔡元培为楷模，形成自己的风格和胆识。

在傅斯年眼中，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兴国。他在从教之前就认为，救国首先要改造国民性，提高民众的基本素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教育最为有效。因此，作为教育家的傅斯年，没有注重探讨教育的具体理论和方法，而始终关注教育的社会效果和目的，时刻注意为国家和社会培养输送有用人才。他评判“有用”的标准有两个：一是要有爱国思想；二是要有科技知识。故而，每当看到教育对于提高民众素质产生了良好效应，对抗战救国带来巨大影响，傅斯年就深感欣慰。

此外，傅斯年在从教20年后，对办学的目的和宗旨又做了进一步总结。在他看来，大学要以“寻求真理为目的”，要“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他强调：“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

正是因为形成了上述教育观点，傅斯年在办学过程中特别注重教育的独立性，极力避免学生成为政治势力的工具。在他看来，学校作为教育的主要阵地，尤其是大学作为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场所，应该具有相对较大的独立性，不应受到政治机构的随便干预，更不该受到政治势力和专制统治者的控制。而他作为大学校长，在工作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向政府高官妥协，更不像政府官员那样具有严格的等级思想。但是，独立并不代表独断专行。傅斯年认为“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绝不能有集权主义的作风”。

在招生和教学方面，傅斯年主张教育机会平等。其实，他虽然未在教育平民化方面走得太远，但却始终为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而努力。从教早年，他就一再强调贫富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应是均等的，并想方设法给贫苦学生学习以方便。他在给学生的公开信中说：“其用功而又优良成绩的，我绝不使他因为无钱而辍学。”他通过观察分析认为，影响学生求学的因素来自食、住、衣、书、病五个方面，就在工作中首要注重“协助学生解决生活问题”。

除去学术研究，傅斯年几乎把全部心力都投入在教育上。他一生没有离开教育界，但正当他步入知天命之年，对教育实践和理论深入研究与系统总结时，却不幸猝然去世，使得他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研究成果没有面世。但傅斯年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他融合大刀阔斧与细密认真的办学能力，他既温柔又理智、既热情又有条理的个人魅力，对当时与后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正如胡适先生对他的评价：“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