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唐中叶至晚清，书院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教学组织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书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和精神，对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从世界文明的宏观视野考察，中国书院既是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一种独特教育模式，同时也是东亚儒教文明的典型形态，要充分认识中国书院的独特文化价值。

　　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

　　中华文明被称之为“儒教文明”。但是，“儒教”不能理解为宗教，而是教育。“儒”直接起源于从事教育的职官。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解释：“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司徒之官即为国家的教官，履行国家的教化职能。司徒之官包括中央、地方各种从事教化的官职，具体包括大司徒、少司徒、乡师以及乡老、乡大夫等。《周礼》对司徒的教化之职均有具体规定，这些教务之职与儒家教育学说之间确有着重要联系。

　　儒家学派的创建者孔子，他并不是能够预言未来的“先知”，也不是一个有着神秘出身的宗教领袖，而只是一个“十五有志于学”的好学之士，只是一个一辈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儒家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孔子将个人对社会群体的责任看成是先天给定的义务：“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因此,儒家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失去人文文化制约的社会群体中建立起合乎“人道”的和谐秩序,形成一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理想社会。

　　在世界各种文化中，没有哪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以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礼记·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中国产生了世界古文明中最成熟的教育制度。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古代中国形成了官学、私学两套系统。古代中国也形成了系统而深刻的教育思想，《学记》《大学》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学著作。

　　儒家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教育。《周易·贲卦》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人文”是对人文文化的观察研究，其目的在于倡导、传播这种人文文化，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与王道政治。而我们说儒家教育表现出鲜明的人文特色，就在于儒家教育始终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主导内容和核心价值。

　　中国书院的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书院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教学组织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书院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创新和传播高深学问，产生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书院精神，这是一种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书院体现出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士志于道”，创办和主持书院的士人将儒家的“道”作为追求目标。儒家士人之“道”的追求是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以“道”修身，完善自我人格，即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其二，以“道”治世，完善社会秩序，即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书院学者认为儒家对“道”的追求首先是个体自我的道德完善，并且在个体自我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的完善。因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自我道德完善的人文追求与经邦济世的社会关切结合在一起。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德业”与“举业”统一起来。但是“德业”是目的，“举业”只是手段，为避免忽视“德业”目的而片面追求“举业”的教育趋向，书院学者对片面的应试教育进行了严厉批评。如南宋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指出:在科举取士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的不幸状况。尽管如此，我们在解读书院人文精神的时候，还是不能简单认为书院的人文精神是反对科举应试教育的。只是，科举之学的最终目的必须与内圣外王之道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已。

　　其次，中国书院体现出知识追求的学术精神。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道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知识追求的基础之上。所以，书院成为宋代以后新儒家学者探讨高深学问的地方。高深学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时代对高深学问的界定都不相同。以阐释人的意义、社会的和谐、天下的治理为核心的经、史、子、集之学是古代中国的高深学问。这样，书院则成为古代中国大学的代表。北宋中后期，以新儒学家因为无法利用官方的机构研究和传播其学说，于是，民间色彩浓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书院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新儒学和书院的结合不仅使新儒学获得发展的依托，而且也使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书院因之转型为新儒学的研究和传播基地，创新和传播高深学问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大学的最典型标志之一。宋代以来，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多次发展，包括宋代的程朱新儒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这些学术学派的形成与发展都与书院息息相关，或者是以书院为研究基地，或者以书院为传播基地，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书院的学术创新精神是以书院宽松的办学环境为基础，学术大师云集书院讲学为推动力，师生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获得新的观点、思想而形成的。